呼和浩特的雪是掺着沙的。宇轩缩在城郊废弃汽修厂的铁皮屋里，数着掌心三枚带锈的硬币。西北风从铁皮接缝处挤进来，在墙角的矿泉水瓶堆里吹出呜咽的哨音。十四岁的少年染着一头枯草黄发——那是理发店学徒用劣质染发剂抵了半个月工钱。

他记得染发那天下着冻雨。学徒用报纸裹住他脖子时，他盯着镜子里自己支棱的锁骨，恍惚看见陕北老家的羊圈。父母车祸去世那晚，圈里最后一只母羊也是这样嶙峋地站着，直到债主把它牵走。

此刻他蜷在漏风的被褥里，数着远处火车碾过铁轨的震动。七次震动后，天该亮了。这是他在城市学会的计时法，比手机里永远慢十分钟的二手电子表可靠。

饥饿像把钝刀在胃里翻搅。三天前工地辞退他，说上头要查童工。包工头塞给他半袋结霜的馒头，塑料袋上沾着黑机油。他就着自来水啃时，突然想起母亲在灶台边烙的荞麦饼。那种带着柴火气的焦香，竟被记忆酿出了酒精度，呛得他眼眶发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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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龙观公园的黄昏浸在柴油尾气里。宇轩拖着编织袋沿绿化带翻找塑料瓶，忽然听见滑梯后方传来抽泣。

男孩不过七八岁，鼻涕在寒风中结成冰碴，羽绒服上奥特曼的右眼脱了线。宇轩蹲下身时，孩子本能地往后缩——少年破洞牛仔裤露出的膝盖上，留着夏天在工地烫伤的疤痕。

“别怕。”他笨拙地掏出半包纸巾，纸屑沾在孩子冻红的脸上，“你爸妈…电话记得吗？”

男孩摇头，泪水在脏脸上冲出沟壑。宇轩的手悬在半空，忽然被记忆的冰锥刺穿：十二岁那个雪夜，他攥着父母的死亡证明缩在县城派出所，警察问话时也是这般发抖。

“跟我走吧。”他解开围巾裹住男孩，“我那儿…有馒头。”

回程路上，男孩的小手攥得他生疼。经过便利店时，玻璃橱窗映出他们重叠的影子：一个黄毛少年牵着穿奥特曼外套的幼童，像雪地里一大一小两个雪人。宇轩盯着反光中男孩头顶的发旋，想起福利院那个总把糖果分给他的小哑巴。去年冬天，小哑巴被领养走后再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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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屋里，宇轩用捡来的小太阳烘着男孩湿透的鞋袜。热流烤出胶底酸臭味，他却觉得这气味比工地的水泥味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