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杀奸团”（简称“抗团”）最初由津门私立中学的富家子弟组成。后来，这支队伍中的很多成员考入燕京大学。“抗团”派南开学生李如鹏、新学学生赵尔仁到北平，与燕大学生范旭共同完成刺杀周作人的任务。

李如鹏、赵尔仁到西城取枪，提供手枪的是“抗团”成员郑统万。作为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一直依靠家族声势作掩护为“抗团”提供帮助。

李如鹏、赵尔仁各取一支手枪，由燕大的范旭带路，直奔西城八道湾周作人住所。

到了周宅，李如鹏、赵尔仁、范旭三人假冒“津门中倭中学学生”，声称要拜见周作人，商量赴倭留学事宜。周作人虽然甘心做贼，但对好学青年，仍不乏关爱之心，就命人传进。

在“苦住斋”二进院西屋的客厅里，周作人正在和前来贺年的“四大弟子”之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沈启无闲聊，看李如鹏、范旭二人进入，欠身招呼。

范旭指着周作人对李如鹏说:“此即周先生。”李如鹏点点头，二话不说，拔出枪照着周作人就是一枪，周作人应声倒地。

枪声一起，沈启无站了起来，下意识地呼叫：“我是客人。”李如鹏看他站起，生怕他反抗，抬手又是一枪，沈启无胸部中枪，仰天倒下。

李如鹏、范旭以为得手，便急忙退出。范旭走得快，一下子跑到前院，发现李如鹏没有跟上，赶紧折返，看见李如鹏被周家的两个仆人按倒在地，挣扎不脱。

范旭手中无枪，自忖难敌周家众人，急奔向大门，高呼：“九哥快来！”在外放风的赵尔仁闻声拔枪飞奔而进，对准周家仆人连放两枪。

周家两名仆人中弹，松手滚到一边，李如鹏一跃而起，与范、赵两人前后呼应，夺门而出。当日，李如鹏、赵尔仁乘车返津，范旭回燕大，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数日之后，报纸上披露出周作人遇刺仅受轻伤的消息。原来，射向周作人的子弹打中他衣服上的铜饰扣，周因此逃过一劫。

周作人遇刺后，惶惶不可终日，不仅拜见倭寇将军，还特地拍了张照片，照片上隐约可见长袍上的弹孔。他把这张照片分送给自己的朋友，包括远在美的胡适，还有翻译他散文的松枝茂夫。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后来，他称这是倭寇欲置自己于死地，故自己为全性命，不得已而附敌。这次锄奸行动，非但没有阻止周作人“落水”，反而成了他接受伪职的借口。

枪击事件后，周作人很快接受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随后担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

比周作人小七岁的郭沫若与他情况类似，都是留倭，都娶了倭寇女人，都生了孩子。郭沫若抛妻弃子，回国抗战，还发表《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劝周作人，文章写道：倭寇人信仰知堂（周作人的号）的比较多，只要他南下，即使不发表什么言论，也是对倭寇军部一个有力打击。

周作人执意留下，并把自己的“苦雨斋”改名为“苦住庵”，好像是与北平民众同甘共苦。其实，北大南迁以后，周作人的经济来源有两个，一是给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翻译希腊神话；二是在司徒雷登主持的燕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与其他生活无着的教授比，周作人过得不错。1938年1月26日，国难当头，他写了两首打油诗，仍是喝茶、看报、吃猪头肉。

在传言频出时，张中行曾作为“粉丝”和学生，给周作人写过一封信，信里说“别人可，他决不可”。何以不可，张没有明说，心里想的是，那将是士林理想的破灭。对此，周没有回信。

周作人与倭寇人同台的照片刊登后，由老舍倡议、楼适夷起草、经郁达夫修改、十八人署名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苦劝他立即南下，或做文坛苏武，否则“一念之差，忠邪千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