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始于红楼。”高峰一指那个房间，“这里就是原来顾维钧办公的地方。”

隔着门，李乐看了看里面，又跟着往前。

“可当时接手之后，这18世纪就已经建好的两层的砖木结构小楼，馆舍房屋拥挤狭窄不说，整栋建筑更是早已残破不堪，要想办公很不方便。”

“于是时任代办的熊将军便回国请示，实在不行就把这楼给卖了算了，换个新地方重新盖。等见到周老师说起这事，周老师说，我在二十年代去的时候，还曾在那条街上住过，又问中山先生在伦敦蒙难，是不是被关在这个地方。熊将军说是，被关在前清使馆侧屋的一间阁楼里，面积只有不到十个平方，光线很暗，只在临街的墙上有个插上铁条的窗口，没有窗框，也没有玻璃。”

说完，高峰在有一间房门前停下。

李乐看到这扇门，“您说的，不会是这间吧。”

“对，就是这间。”高峰推开门，招呼李乐进去。

门里，一间低矮蔽塞的小房间，棕红色的地板，暗黄的墙面，李乐这个头，直接顶到天花板。

两尊半身铜像，分别放置在一大一小两张桌子上，就房顶中间的一个灯泡，照着亮。

铜像里，一尊一眼就瞧出是中山先生，另一尊，李乐凑过去，瞧了眼底座的名牌，James Cantline，中文名，康德黎。

“这位是？”

“这位是孙先生在西医书院求学时的老师康德黎。”高峰解释道，“羊城起义失败后，孙先生辗转到了伦敦，想寻求老师的庇护。也是在这里，剪掉辫子，留起小胡子，以逃避追踪。”

“但他不知道，他到的第一天，行踪已经被前清驻英公使龚照瑗雇佣的侦探给盯上了。有一天，孙先生在去教堂的路上遇到了三个人，闲谈之下，发现竟是老乡。三人见孙先生谈吐不凡，顿时一见如故，热情邀请他喝茶。孙先生一向重视结交华侨，也不疑有他，没多想就跟着他们走了。结果就是到了这栋楼下，就被这三个人给推了进来，就这样被绑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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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呢？”李乐问。

“龚照瑗抓到孙先生，自然喜出望外，就即令人审问并严加看管，把人囚禁在这间屋子里，门外有两名守卫，有时增加到三人。之后龚照瑗密电前清政府，说已包租一条船，缺款7000镑，请求赶快汇来，想着等收到后就将人秘密押上这条船开回国。”

“为防孙先生逃脱，唯一窗户的玻璃被拆掉，装上了铁条栅栏。当时绝望之际，孙先生就想到了自己的老师，曾写下纸条扔到窗外街道上期望有人能通知，结果被看守发现，计划宣告落空。不过，幸好，孙先生没有放弃，他做通了公使馆佣人，一个叫柯尔的工作，柯尔答应帮忙，将孙先生写的信件，偷偷交到康德黎手中。”

“那之后，就是这个康德黎救了出来？”

“一个康德黎，还有一个孟生，通过他俩的营救，把这件事登上了报纸，在舆论压力下，孙先生在被秘密关押12天后，终于重获自由。”

李乐叹口气，“那要是没这位先生，历史走向可能就变了啊。”

“可不。”高峰指指墙上的挂着的两幅玻璃框装订的《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室记》和《中山蒙难札》，“之后，孙先生在这里又住了一个时期，结交了当时的名流，交流思想，还常去大英博物馆读书，组织华侨社团，筹集再次起义的经费。”

“那现在这个，是咱们复原的？”

“倒也不是，民国不继承了大使馆么，就把这间当成了纪念室。周老师知道后，批评熊将军没给汇报这件事，说：这段史料应该写出来，不应该单从经济问题考虑。把这地方卖掉、毁掉，将来再花多少钱也恢复不了。决定房子不能出售，按照原来的高度和外观重新建造，房子不够用，可以另外想办法，国家经济虽然有困难，为纪念孙先生，这笔钱不能省。”

“房子内原来的陈设，不增加，不减少，保护历史文物。建好后，还打算请教员写牌匾，挂在室外的门额上。”

李乐一抬头，看了看匾额，“这个，不是啊？”

“没办法，当时经济困难，国家也没多少钱，只能修修补补，等到国家拨款下来了，这边又遇到设计问题，就那么一直拖到八十年代才动工，改建成了现在的规模。”

李乐站在屋里愣了愣，放下包，冲着孙先生的雕像鞠了一个躬。

高峰看在眼里，点点头。

“走，去我办公室，咱们聊聊你问的问题。”

“谢谢高叔。”

“呵呵呵，来这里，就是回家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