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之后，饶有才又对她说要去广州出差，带他一块去旅旅游，袁丽犹豫了几秒钟就答应了。

他们从省城到广州，到深圳，再到北京，到上海，到苏州，到杭州，一会儿坐飞机，一会儿睡软卧，挥金如土，情同夫妻，旅游归来，饶有才每月都会付给袁丽一千块钱，使她成了固定的情人。

但是袁立渐渐不满足于情妇的位置了，反正都已经是他的人了，为什么不能领证呢？年纪大点儿怎么了？人生得好不好看没什么关系了，好看又不能当饭吃。

袁立这么想着，她在向饶有才奉献贞操的时候，已经不知不觉将自己的灵魂也奉献了出去。

终于，他们之间的隐情被人发觉了，风言风语传开了，招待所的领导就找袁立谈话，她走在大街上，也有人对他指手画脚，在他背后窃窃私语。

有一天约会之后，他第一次向饶有才提出结婚。

可是我还没离婚呢。饶有才又喜又忧。

那就赶紧离啊。

饶有才含糊其思的说：行行行。但他始终没有离。他的妻子是在茅草棚中和他结婚的，为他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已经成了母亲，儿子在部队当兵，他做生意的第一笔钱还是从妻子的娘家借来的，并且妻子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家族。

有一天，袁立突然对饶有才说：我有了，我怀孕了。

饶有才一口气儿抽了五根儿烟，袁立双眉一扬：马上跟我结婚。

鞭炮继续鸣，呛人的烟消飘飘扬扬闯进了这栋三层楼房最高层左面的一间昏暗的卧室内，里面正有一个女人在笨重黑漆的双人雕花床上啜泣。

这个木床是她和楼下正举办婚礼的男人二十年前结婚带来的陪嫁，在这张床上做过那么多的美梦，现在如今却只有噩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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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当王玉珍以一个二十岁端庄健美的农家少女的身姿进入木板墙树皮顶摇摇晃晃的洞房的时候，他没有抱怨，没有过多的奢望，一个虽然穷但是尚可避风雨的家，一个虽然丑陋但是健壮如牛的丈夫，她觉得已经很不错了，虽然和他只见过三次面，说上过五句话，就睡到了这张黑漆的雕花木床上，但记不得从哪天起，丈夫跑起了生意，钱像流水似的往家里流，修了小洋楼，买了冰箱彩电，但是他的心理失去了平衡，他总是莫名其妙地觉得这一切不应该属于他，他正在得到不应该得到的东西。

半年前，当丈夫把一个画上才有的美人带回来的时候，她这种感觉就变得更加强烈，这已经不是感觉了，这已经是现实了。

楼下的鞭炮声，乐曲声，划拳声，嬉笑声不停地涌进屋来，像一只只利剑无情地刺穿着她的肉体和灵魂。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还有什么痛苦能够超过法律给予她的丈夫被一个女人抢走所带来的痛苦更痛苦的事呢？

当初丈夫骗她说：小袁是县医药公司袁经理的女儿，袁经理和我有业务上的关系，他的女儿没来过山区，袁经理让我带她过来玩玩。

起初她相信了，按照山区招待客人的规矩，笑容满面的给他端来一碗荷包蛋，那天晚上，他专门洗了澡，她知道丈夫的习惯，每次外出归来总是要干那事的，但是这次丈夫却反常吐出两个字：睡觉。

他立刻是睡意全无，静静地躺在那儿，注意身边的丈夫，半夜时分，丈夫醒来了，他翻身坐了起来，他没有动，有意地发出很平静的鼾声，这时候，丈夫轻轻下了床，穿了拖鞋下了楼，他跟着他下了楼，赤着双脚跟下了楼，她看见丈夫的黑影一闪，就进了园里居住的客房。

他在客房的门口站了很久，浑身发软，四肢无力，他应该等会下去，一脚就把门踹开，客房里边发生的一切他是听得一清二楚。

假如当时王玉珍能够冲进去痛斥这对男女，假如王玉珍能够狠响地往门上拍一巴掌，然后回寝室睡觉，假如王玉珍第二天天一亮就回家，把这件事情告诉在乡政府当文书的父亲，假如王玉珍第二天能够推心置腹的与袁丽谈谈，然后送走或者是赶走，可是没那么多的假如，这个世界偏偏没有那么多假如，于是一切和不应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第二天丈夫又领着小袁回来了，他把玉珍叫上了三楼，结结巴巴地说：小袁他要和我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