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见到日本兵，是在他三四岁的时候，那时已差不多进入到1940年。

久无战事的连云港，似乎只是换了一个临时负责该地治安和制定政策的政府。

在那个普遍文盲率占比较大的历史背景下，亡国奴的概念并没有深切地植入到每个中国人的思想当中去。

加上日军又在连云港制定了一系列混淆视听的“亲民”政策和所谓的“日中亲善”的宣传，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的日占区大肆推广和实施。

像什么背腿脚不便的老妇过桥啊；像什么跟农村妇女们促膝谈心啊；给小孩儿免费做体验、送糖吃呀……

这几乎成了他们用来打心理战和回应国际舆论的最好方式。

而据爷爷的回忆，他当时也成了被日本人“优待”的对象。

在一次上街赶集的途中，就撞上了两名日本军曹。

带他上街的人好像是我爷爷的舅舅。

据说，那两个日本鬼子军服穿的很松垮，感觉像是刚从被窝里出来似的，帽子戴的也有点歪。

按照爷爷后来调侃的话来说，这哪有点正规军的样子，感觉比保安团的伪军强不到哪儿去。

但对于这俩鬼子来说，见到我爷爷的那一刻，就好像星探在马路上游走时，偶然发现了一位形象和气质俱佳的未来的明星种子选手一样，瞬间两眼放光，并挡住了我爷爷和他舅舅的去路。

没错，对鬼子而言，他们迫切需要的宣传素材来了。

所以我至今都严重怀疑，那时候常驻日占区的小鬼子们，除了日常巡逻和训练外，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考核指标？

就跟一些销售公司在薪资标准这块儿，设置了好几个门槛儿。

每个月加好友多少多少、电话沟通数量多少多少、文案创意多少多少、每月销售业绩不得少于多少多少。

哪样没达标，就扣上一笔。

销售公司以流量和业绩回报作为考核指标，那这些鬼子兵没事儿在大街上瞎转悠，保不齐也是在为完成上司分派给他们的指标和任务，而寻找属于他们的“意向客户”。

若真是如此，那么当时的爷爷，作为一名正儿八经少不更事的小屁孩儿，自然成了日本鬼子的“团结对象”和“宣传委员”。

爷爷说，那俩日本兵就横在他面前，俩人背对太阳，遮住了阳光，让他格外瘦削的身板儿顿时变得更加晦暗了。

站在比自己要高大许多，穿着怪异，一脸坏笑的陌生人面前，内心居然蓦地爆发出一股强烈的自我保护欲，下意识地知道往舅舅身后躲……

俩日本兵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有意表现的十分和蔼，冲他招招手，笑吟吟地说：“小孩，不要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