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江南”正式摆脱地理上的模糊定位，以行政建置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依照“山川形便”，将全国分为“十道”，其中江南道（治越州，今浙江绍兴）“辖五十有一州”，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自湖南西部以东直至海滨的广阔地区。

早在唐朝建立前，唐太宗的表叔隋炀帝是江南的狂热粉丝。他在位期间不恤民力，大行征伐，却做了一件对后世有功的事情，即开凿大运河。

隋炀帝大肆征发民工，开凿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开通连接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疏通连接淮河、长江的古邗沟与江南运河。这几段运河，加上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在位时开凿的广通渠与山阳渎，以及后来的广济渠，构成了隋唐大运河。

大运河在华夏大地上呈现出一个横向的“人”字，一撇贯通隋唐帝国的核心区域关中与日益富庶的江南，一捺伸向北境的幽燕之地，而一撇一捺交汇处是东都洛阳，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则是隋炀帝魂牵梦绕的江都（今江苏扬州）。后来，天下叛乱四起，隋炀帝南下江都，醉生梦死，一日引镜自照，叹息道：“好头颈，谁当斫之！”不久后，他被身边的大臣背叛，缢弑于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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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农业社会，水运就是最高效的运输方式。这条沟通南北、贯通古今的大运河，进一步巩固了江南的经济地位，但隋炀帝更让后世记住的，依然是他的暴虐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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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宋运河。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唐玄宗在位时（712-756），将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治苏州）、江南西道（治洪州，今江西南昌）、黔中道（治黔州，今重庆），其中江南东道辖今江苏南部与浙江、福建地区，江南西道辖今江西、湖南洞庭湖与资水流域以东、湖北与安徽长江以南之地。

这一时期，江南、江东和吴，已经出现混用的情况。

比较典型的史料，是开元名相裴耀卿整顿漕运时的上奏：

且江南租船，候水始进，吴人不便漕挽，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窃盗。臣望于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归。

唐朝建都关中，京城长安的粮食有相当一部分依靠江南供给。但是，江南水手不熟悉北方河道，中途往往遇到阻滞，很多粮食还没运到关中就损失殆尽。于是，裴耀卿主疏浚水道，并在沿途修建仓储，分段漕运，确保南粮北运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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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有唐一代，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有“扬一益二”之称，长江下游的扬州GDP排第一，长江上游的益州（今四川成都）排第二。

作为盛唐的转折点，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755-763）也成为江南经济地位上升的契机。

安史之乱爆发后，历来被唐朝当作政治中心的关中与河洛惨遭兵燹之灾，城市、良田付之一炬，很多地方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主要的赋税来源三河（河南、河北、河东）、淮泗等地“太仓空虚，雀鼠犹饿。至于百姓，朝暮不足”。而江南再度成为移民避乱的去处，引发了永嘉南渡之后的又一次衣冠南渡，如《旧唐书》记载：“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

有了人口，也就有了更多财源。到唐代后期，江南地区成为国家财政的支柱，所谓“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唐朝灭亡后，南唐、吴越等统治江南地区的政权，都推行文教，发展经济，远离中原的混战割据。吴越王钱镠说：“民为社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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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江南”的行政范围再度发生演变。

北宋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江南东路，辖一府（江宁）、七州（宣、徽、江、池、饶、信、太平）、二军（南康、广德），大致包括今江苏西部、安徽南部和江西东北地区；江南西路大致包括今江西省；又设两浙路，辖今浙江、江苏南部镇江以东和上海等地。

靖康之变后，中原又一次出现大规模的南迁，史称“建炎南渡”。此后，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分两浙路为浙东、浙西两路，浙东路辖今浙江南部，浙西路辖今浙江北部、江苏南部与上海。

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江南的行政地理逐渐细化，但经济、文化上的江南，却愈发成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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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行政区划上的“江南”。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经过历次衣冠南渡，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已经完成，江南经济、文化进一步繁荣。

从宋代开始就有这么一句谚语：“苏湖熟，天下足。”意思是太湖流域的苏州、常州、松江、湖州等府县丰收，便足以供养天下。江南名城苏州、杭州更是并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出自宋代范成大在文章中引用的谚语：“天上天堂，地上苏杭。”

北宋时，学者李觐直言道：“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

李觐发现，杭州、苏州、京口（今江苏镇江）、扬州、金陵（今江苏南京）等江南市镇，不仅将南方的物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同时也为北方输入了江南的人文习俗，而当时北方在物质文化上对南方几乎没有什么回馈，所谓“不闻有一物由北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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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姑苏阊门。图源：图虫创意

江南的教育，兴起一股崇文重教之风。

北宋有位教育家叫胡瑗，他年少成名，被誉为奇才，却七次应试不中，便在40岁那年放弃科举，返回故乡泰州干起了“教培”，靠讲授经学度日。

名臣范仲淹到江南为官，听说胡瑗的名声，请他到苏州开办郡学，担任教席，也就是主讲老师，范仲淹还让自己的儿子也去当胡瑗的学生。

之后，胡瑗先后在苏州、湖州兴办书院，采用“分科教学”的方式教育学生。他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

胡瑗创立的这一套教学方法，史称“苏湖教法”。两宋时，江南书院林立、人文荟萃，成为天下书院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也孕育了一批千古闻名的文化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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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木渎古镇。图源：图虫创意

江南的诗词，唤醒了“江南认同”的文化心理。

葛永海等学者认为，“‘江南认同’文化心理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六朝显露发微，隋代突破成型，唐代及以后则涌现大量描写江南意象、抒发江南情思的文学创作。”

宋代的江南词人，以柳永为代表。

在北宋一次科举放榜的名单上，“深斥浮艳虚薄之文”的宋仁宗看到了柳永的名字，说：“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于是把柳永的名字划掉了。后来听别人举荐此人，宋仁宗也毫不客气地说：“且去填词。”

此前，柳永所作的《鹤冲天》词有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正是这一句，惹恼了宋仁宗。

出身仕宦之家的柳永只好“奉旨填词”，当了一段时间的专业词人，成为大宋流行乐坛的一哥。他的作品流传甚广，很受歌妓喜爱，被时人称赞为，“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科场失意的柳永长期流寓江南，江南的城市风景、湖光山色成为他词作的主要内容。他写杭州，“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望海潮》），写苏州，“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瑞鹧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