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是谈论谁该为沈彬受伤负责的时候，而是谁该为中国足球负责的时候。有人总以为中国足球踢不好，是足协的问题，是球员的问题，是教练的问题……与自己无关。可我要说，只要你是在这个圈中混的人，便谁也脱不了干系！

李延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对面，主编还在审稿。良久，他抬起了头，摘掉眼镜，揉了揉眼睛。“小李啊，你这篇稿子不能发。”

“啊？为什么？”李延猛的没有反应过来。

“看得出来是你的心血之作，但是，其中的语句太偏激了。有些地方欠冷静，这不是一个评论员应该写的文章。打击面太大，有些话很不好听，很伤人，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你当时是在很激动的情绪写出来的吧？”

李延点点头：“但我觉得我并不偏激，中国足球现在就需要用猛药。还想用温药一点一点地补，只恐怕补救的速度都及不上腐烂的速度了！”李延把身子向前倾了倾。

副主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这道理我也明白。可是你以为只有我们一家能起什么作用？一个人的声音能起什么作用？如果要用猛药的话，那么势必要把根都挖出来，来一场大变革。那种局面，不是所有人都想看到的。改革是很痛苦的，所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巨大，现在的中国足球尚未准备好啊！”

“那就看着整个中国足球一点点烂下去？”

主编苦笑了一下：“这是整个中国足球的悲哀，不单单只是你的，或者我的。你懂吗……你的这些呐喊不会帮中国足球带来真正的实质性帮助，你要想真正地帮助中国足球，正好有一个机会，给你，你看看这个……上边要求我们转载这个故事，然后由我们接棒这个故事的后续报道……”

李延接过主编递过来的两份报纸，一份是《新华日报》，另一份是《侨商报》海外版，两份报纸都讲述了同一个故事——《一个来自非洲女孩的故事及其后续》。

“……沙里夫从小就听着母亲的故事长大，再加上村子里一直以来都流传着一个故事，因此在沙里夫的脑海中一直都认为自己有中国人的血统，是当年郑和船队水手的后裔。

她十分向往中国，经常渴望有机会能够去中国一趟。

于是在2004年2月，他用母亲教会的中国文字给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大使郭崇立写了一封信，沙里夫在信中说明了自己祖上的身世，同时表示自己想前往中国看一看。

沙里夫写完信就把这件事丢到了一边，并不抱希望能得到反馈，在她的心里面认为，中国大使是大人物，不会在乎一个普通非洲女孩的一封幼稚的来信。

郭崇立接到信的时候，发现沙里夫这封信不但用的古汉语繁体字，遣词造句不是现代人可以模仿的，虽然沙里夫信的内容不是标准的文言文，但字里行间的那种古朴扑面而来，这是现代人很难模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