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烛台旅馆”安安稳稳地休整了两天后，那股几乎要把塞维利亚掀翻的狂欢节热浪，终于彻底退去了。

第三天清晨，当我们推开旅馆的木门时，外面的街道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荒诞的浩劫。

清晨微凉的薄雾中，混杂着发酸的劣质葡萄酒味、刺鼻的尿骚气，以及被踩成烂泥的花环汁液的腥甜。

几个清扫工正拿着粗糙的大扫帚，费力地清扫着满地斑驳的彩色纸屑和被踩成烂泥的花环。

墙角和阴沟边，时不时能看到几个宿醉未醒的酒鬼，像死猪一样蜷缩在自己的呕吐物旁边，打着震天响的呼噜。

“狂欢结束了，该干活了。”

我拢了拢领口，对着身后一众整装待发的船员沉声说道。

按照原定计划，我们兵分三路，重新像一张大网般在塞维利亚铺开地毯式搜索。

我这一组，除了心思缜密、战力爆表的安杰洛，我还特意带上了戈麦斯，以及另外两名从东地中海那个修罗场里活着回来的老水手。

戈麦斯这个精瘦的里斯本小伙子，自从上次跟着我横穿了东地中海那个血肉横飞的修罗场后，整个人发生了肉眼可见的蜕变。

他褪去了刚上船时那种浮躁与稚嫩，眼神变得沉稳、锐利，甚至在举手投足间，已经隐隐透出了一股只有见惯了生死的老海狼才有的精悍之气。

我们五人一组，径直前往‘圣方济各广场’附近的商会和旅馆区域，开始挨家挨户地走访打听。

相比于狂欢节时的群魔乱舞，清醒过来的塞维利亚显然更有秩序，但也更加冷漠。

不再有人冲你放肆地笑，不再有人往你手里塞糖果，也不再有人戴着纸糊的面具和你称兄道弟。

每个人都收起了狂欢节时的放纵假面，重新戴上了平日里那张体面、精明而疏离的真面具。

我们从广场南侧的旅馆开始，一家一家地敲开门，掏出银币，重复着同样的问题。

酒保们擦着杯子，摇头！

旅馆老板翻着登记册，摇头！

教堂门口的执事，在胸前画着十字，摇头！

一整个上午，我们问遍了广场周围的酒保、老板、流莺和守卫，却始终一无所获。

直到临近下午，在一家名为“断戟”的佣兵聚集酒馆里，两枚闪亮的银币，终于敲开了一个从那不勒斯坐船过来、正抱着廉价黑面包狼吞虎咽的意大利雇佣兵嘴里，撬出了一点蛛丝马迹。

这个满脸横肉的家伙，正是八个月前从那不勒斯搭乘“绿蔷薇号”来到塞维利亚的乘客。

“红头发的异乡女剑士？”

雇佣兵死死盯着桌上的银币，狠狠咽下嘴里粗糙的面包，眯起眼睛想了想，

“见鬼……你别说，我在船上的时候就见过。不过我们在船上并不认识，那女人冷得像块冰，生人勿近。整整半个月的航程里，她就像个幽灵，没跟我们任何人说过一句话。”

“但下船的时候，我注意到她了。不仅是因为她那一头在阳光下像火一样的红发，更是因为她腰间挂着的那把剑。”

说到这里，佣兵端起木杯猛灌了一口劣质葡萄酒，眼里闪过一丝属于内行的狂热与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