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那篇《格物与经义，一体两面》刊出之后的京城文人圈，比当天的天气更早进入了状态。天还没亮透，京华简报印刷坊的院子里，就挤满了各大书铺前来催货的伙计。这份常熟寄出的稿子当天清样刚排出不久，就已经有人守在门口等着多抢几份。当天上午连国子监的茶房都前所未有地热闹起来，几个教习去续水时顺便把报纸夹在腋下，边走边用红笔在页边画线。

钱谦益变了还是没有变？这句话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以各种不同的语调出现在京城的茶馆、值房、书铺、私宴乃至各家的书房里。

钱先生这篇文章，通篇说的是一体两面崇文门外一家茶馆的二楼，一位青衫中年放下报纸，对同桌的人说，要是十年前他写这篇，我信。但他这十年里做过什么？论坛上他跟杨同知说等你看清楚了，山那边的人已经饿死了——他那句话里的立场，比今天这篇鲜明得多。今天他说两者缺一，皆为半途，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有话说。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退步？

同桌的友人沉默了一会儿才接话：十年前的钱先生不会写这篇。不是因为他不愿意，是因为他根本没想过跟可以放在一起谈。他现在想了，也写了——这说明他已经站在了不一样的位置上。

不一样的位置是什么位置？

他站在了争议的中间

两人没有再深入讨论下去，但那个的位置，确实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反复讨论过。

翰林院那边，讨论的气氛比茶馆更复杂一些。周守正对钱谦益这篇文章的态度很微妙——他在值房里看完了全文，没有说也没有说，只是对旁边的同僚说了一句：钱先生这篇文章，比他自己在论坛上说的任何一句话都难驳。同僚问为什么，他答：因为他说的是两者缺一不可。你要驳他，你就得说格物可以缺经义可以缺——他说任何一边都不能缺，你说哪边可以缺？你说了，你自己就成了极端的那个人。周守正说完之后没有再往下说，但他在稿纸的边角用铅笔写了一行批注，字迹很淡：他不是变了，他是把变过的东西重新收拢了一回。

国子监那边也有议论。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博士读完文章之后，把报纸放在桌上很久没有收起来。他跟旁边的人说：钱谦益这篇文章，老夫读了三遍。第一遍觉得他在和稀泥，第二遍觉得他在算账，第三遍觉得他——他自己可能也在试。旁边的人问试什么，他说试这条路走不走得通。老博士没有解释更具体的内容，但他在当天晚些时候去了一趟琉璃厂的书铺，买了一套钱谦益早年刊印的文集，回来翻到其中某卷，在第二十七页的页边停了一下。

而崇实派那边，对这封信的读法又有所不同。史可法在行政学院的值房里看完了全文，放下报纸之后对张绍平说了一句：钱先生这篇文章，可能自己也不完全信。但他写出来了，就说明他愿意往那个方向试。张绍平想了想，问：试什么？史可法答：中间到底站不站得住脚。我们崇实派有崇实派的立场，守经派有守经派的立场，但这两者之间还有一片还没被踩实的地。钱先生今天用一篇文章把这片地的轮廓画出来了，至于怎么走、走不走的通——那要看接下来谁愿意走上去。

张绍平没有应声。他过了一会儿才说：那我们现在算是在帮他踩那块地，还是算站在外面看？史可法没有回答。

钱谦益那篇文章刊出之后的第七天，常熟的书房里收到了又一封没有署名的来信。信比上次那封厚一些，信封是用旧稿纸裁的。他拆开的时候发现里面只有一张对折的纸条，字迹是他认得的，像是某位仍然在朝中任职的故交所书——但读完之后又觉得措辞不像是那个人习惯的语气。纸条上只写了一句话：钱先生，京城都在问您变了没有。老朽斗胆替他们换一种问法——您觉得您自己变了没有？

钱谦益在灯下看完了那行字，把纸条放在桌面上，没有立刻收起，也没有动笔回复。他坐了一会儿，起身走到书柜前，从后排抽出一本旧书，翻开扉页——那里有一行他二十多年前写下的笔记，字迹比现在略显拘谨，像是在下笔时还没有完全确定落笔的分寸。他看了一会儿那行旧笔记，然后合上书，放回原处。当天夜里，他写了回信，只有七个字——变了一些，没变完。这句话比京城里任何人的议论都短，但也比任何评价都更接近他自己正在等待的答案。他把回信封好递给管家，说了一句送到上次那个地址，如果还在的话。管家接过信，转身出门时门缝里漏进来的月光把他和信影都拖长了一截，随即门被合上了，回信上的墨迹被灯光烘干，沉淀在纸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