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留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在写给沈从文的信中感叹道:“入晚夜静，枪声时有所闻，城内尚安，奇怪的是西长安街的两大戏院却常常是满座。”

梁实秋听说自己上了倭寇的“黑名单”，写下遗嘱，死别妻儿。临走前，他流着眼泪对大女儿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他哪里知道，往后孩子们连烧饼也吃不上，饿得直喊。与妻子程季淑离别后一直没见，他得到一个结论:“在丧乱之时，如果情况许可，夫妻儿女要守在一起，千万不可分离。”

梁思成、林徽因在接到“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时，便知道安稳日子到头了。次日凌晨，他们叫醒了两个孩子，搀扶着裹小脚儿的母亲，匆匆离开了东总布胡同三号。梁从诫后来说，“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

音韵学家罗常培本想在北平闭门做学问，但最终还是跟着最后一拨北大留守学者走了，同行的有李霁野、郑天挺、魏建功。魏建功认为，留在北平，要经受更大的道德考验；去大后方，路上虽然辛苦，心情反而是轻松的。

除了“殉国”和“南下”，“留下”是大多数人的宿命，他们不是不想走，而是各有各的无奈。

董毅是辅仁大学国文系学生，他在日记里羡慕那些南迁的同学：“当物质条件越来越坏”，“思想言论受挟制”，忍受生活与敌人的双重煎熬时，“走”的意念时时刻刻都酝酿在心头。但家道中落，“处在此种时局之下，万一有点什么事情，家里连个大一点的男人都没有，何况现在无处找钱”，只能留下。

董毅的校长、着名史学家陈垣也想走，但他又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一天也离不开书，抛下书库出走，就不能做学问了，划不来；同时又相信华夏是个大国，历史如此悠久，决不会亡。思来想去，陈垣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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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达官显贵、知识精英来说，“走”面临着亲情考验、经济考验，“留”则要经受道德考验。而对大多数百姓来说，北平已是交通中断、信息隔绝的“笼城”，他们无力出逃，只能偷生。

户籍资料显示，七七事变发生后两个月，北平市民总的户数、人口数变动不大，甚至略有增加。学生人口下降最多，走了两万人，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1937年开始，包含倭寇移民在内，北平人口每年反而增长，还一度造成房荒和租金上涨。

对那些被迫留守北平的学人，刚刚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勉励道：“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埋头着述，完成年来未完成之着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

好一句“不易得的是患难”，闭门着述是需要一定客观条件的，至少要有个安全的庇护所，还要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当时的北平，哪还摆得下一张书桌？

北大、清华，作为华夏最高学府，有着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荣光，在遭难时，也首当其冲。

七七事变时，正值假期，各校校长在庐山共商国事，北大、清华群龙无首。沦陷后，校长们由庐山转金陵，奔走呼号，呼吁为中华保住文脉。

八月中旬，教育部发出撤退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口头传达：接到秘密通知后，设法出城，尽快逃离沦于敌手的平津两地，辗转赶赴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命令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三所国立院校于9月10日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继续开课。

由于民国政府资金短缺，除南开私立大学之外，整个华北地区，包括燕京、辅仁在内的着名私立大学、非国立学校、私立文化科研机构，一概弃之不顾。就连梁思成、林徽因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胡先骕主导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也属于“弃之不顾”之列，只能自谋生路。

这可说是一次无组织、无秩序的悲壮流亡，人们走得太匆忙，那些珍贵的图书、标本或存银行，或存在燕京大学、协和医院，就连50毫克镭，都是赵忠尧抱着咸菜坛子带到昆明的，其他校产哪还顾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