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在这个年代做小商贩不论售卖什么都很容易找到买家。他在摊位开张的第一天就卖出了所有带去的电子表，总计赚得了750元。紧握着这沓崭新的钞票，他没有犹豫便直奔向了供销社，并且径直闯入了他堂兄的办公室，完全没有注意到礼节的重要性。

面对弟弟这种突然又冲动的行为，杨大力不禁眉头深锁：“都这么大个人了，还这样毛躁。当这里是你自家吗？不敲门就想进来？要是领导在这可怎么办？”

然而，此刻的杨大牛全然不在意堂哥的批评，他迅速关好门后，小心地将自己的皮囊置于桌上。当拉开拉链那一刻，满目皆是五彩斑斓的纸币。“这笔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见到这情景，杨大力不由得好奇地问道。

“哥，我今天拿了三十只电子表去市场上设摊，不到两小时就已经卖完了！”杨大牛回答的同时还透露出更多的细节：“哇哦型的是以18元一只，哇二型平均价为39元！”

听到这里，杨大力心里也是震惊不小。未曾想他的弟弟竟能达到如此高效益，成本回本并赚取了近两倍的利润率——共750元，其中三分之二都属于利润。

他深感遗憾于自身的资金不足，若再多有资本投入，恐怕就能成为村里的第一位“万元户”了。

这一幕，在全国范围内不断重演，各地供销社的负责人们无不精明地认识到了电子表背后的商机，因此不同程度地上报库存给自己留下了空间。

虽然在像羊城（广州）、哈市（哈尔滨）、盛京（沈阳）、滨城等地，将原本19.99元的哇二型表加价至39元还算是较为合理，但是在首都北京及其主要百货大楼，即使价格超过了50元也很难购得。这些地方甚至还出现深夜排队抢购的场面，众多周边地区的市民也纷纷前来抢购，随后返回本地以更高价格转售，实现了可观的盈利。

对此情况有所察觉的北京相关部门先是出台了每人限购五只的规定，但仍难以阻止周边地区二道贩子大量涌入购买。普通北京市民对这种情况感到极为不满。最终，是在叶川提出的一项新建议后情况有所改观：针对非本地口音的消费者，要求其出具进京公差证明才可享有购买资格，以此有效地减少了二道贩子的存在感。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二道贩子干脆聘请当地人帮忙排队，然后每只额外支付3-5元作为报酬，继续开展业务。

眼见这类现象无法完全遏制，华德电子工厂一方面加紧生产力度增加市场供应量；另一方面也暂时性地调整两大销售点限购措施，即规定每人每次限购一对手表，试图最大限度地减少黄牛 ** 活动空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电子表成为了堪比茅台酒的存在，不仅不再是简单的商品，反而成了货币的象征。

叶川预见了电子表在华夏的风靡，却没想到它会风靡到这般地步，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就像是经历了龙卷风一样。

面对各个城市供销社的巨大订单，他的生产能力显得捉襟见肘，现有的生产规模远不足以满足需求，至少要再等一年才能完成所有订单。

更何况工厂现在还要生产傻瓜照相机和电冰箱，根本没有多余的人手来增加电子表的产能。

在这种情况下，叶川想到了代加工的办法，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曾经工作过的第二电子厂。

孙厂长接到电话后非常高兴。第二电子厂的主打产品——闹钟——早就不再热销，多条生产线已经闲置。叶川的代加工订单无疑给工厂带来了一线生机。